企业家在深圳能当爷去海南成了孙子服务业发达的海南无服务

  《中国改革报》刊发了一篇文章，一位女企业家分享在海口和深圳办企业的经历。

  这位女企业家叫袁慧鹰，是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，海口市第十三、十四届政协委员。

  她在政协海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二次全员会议上，说了自己在深圳和海南的经历。

  袁慧鹰在深圳注册了一家半导体公司，上午刚注册完，下午深圳招商局就来电话，主动帮助她申请政府针对高科技产业的补贴。

  袁女士来到深圳福田区给她准备的办公室，前后有三名政府工作人员一路陪同讲解政府的服务、政策、补贴......

  整个过程让袁女士感受到的是深圳市政府工作人员的真诚、周到、仔细、专业，简直就是五星级服务。

  袁女士想邀请某区分管环保的领导来公司调研，连续多次都联系不上，最后在三番四次的敷衍中，不了了之了。

  这位处长知道后，马上整理好深圳交易所的上市资料，主动找到袁女士，希望帮助她的企业能在深圳上市。

  反观海口却是另外的场景，袁女士的公司按要求上报材料，几个月过去了，杳无音信。

  在深圳，袁女士是当爷，政府工作人员主动服务，甚至你不经意间的谈话，都能成为他们服务的点。

  而在海口，袁女士只能当孙子，别说见领导一面了，哪怕是联系上，也难过登天。

  海口是海南的省会，海口的营商环境都这样，其他海南的地级市就更不用说了，想当孙子都没门。

  前不久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相关专家学者，完成了一份《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》

  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、最大的国际旅游岛、最大的自贸港、拥有无比优厚政策的海南，营商环境排名12名，排在河南之后。

  这个营商环境排行榜，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广西竟然是倒数第二，属于最差等级的C级。

  号称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广西，虽然拥有西部唯一出海口，但也只比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、几乎没办法发展工业的西藏高那么两分。

  提升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，不是一两位大领导发几份、开几次动员大会就能完成的。

  制造业、工业所投入的设备不但投资巨大，而且往往是专用的，一旦建成就没法派别的用场，甚至很难移动。比如说炼钢炉、化工管线、汽车生产线等等。

  因为制造业要和实实在在的实物资产打交道，所以它必然和周边社会有更实在的联系，对社会有更深入、更强烈的依赖。

  如果没有可以充分保障物流的港口、高速公路、机场、铁路，很多大型工业公司就不可能开办。没有平稳的电力、水资源供应，很多工厂也无法开工。

  相对来说，服务业对社会基础设施的依赖则要轻得多。落后国家里照样会有五星级酒店。尘土飞扬的劣质马路旁边，开个饭馆，毫无问题。

  事实上，落后国家的识别标志之一，就是在城市的一片破破烂烂之中，却有非常高级豪华的消费场所。

  举个例子，印度虽然在基础设施上很落后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利用互联网成为“世界办公室”。

  印度互联网服务企业，需要的只是一小块封闭园区，“打开门，是第三世界。关上门，就是第一世界。”

  没有电力供应都不要紧，他们能够自备发电机；没有光缆网，他们能够通过卫星通讯和客户联系；数据中心很重要，但数据中心可以放在别的地方甚至国外。

  他们并不依赖高速公路、铁路、港口、大型仓库、物流中心、发电厂、垃圾站这些基础设施。

  除了美国本部的安全和舒适以外，他们对外界的需求可能就只有连接纽约、伦敦、东京、香港、迪拜、法兰克福等等几个超级大都市的空中航线，和城市中的五星级酒店而已。

  有这些他们就能正常工作，而且赚大钱。至于社会别的部分，好也罢歹也罢，对他们来说，都意义不大。

  我们还可以再深想一层，不仅是硬件的基础设施，对社会的软环境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依赖程度也大不相同。

  比如海关，它的工作效率和廉洁程度，对制造业进出口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，但是对服务业的影响就小得多。

  相比服务业，制造业最大的特征，是在社会中的“扎根”程度要深得多，因此，制造业对社会硬件、软件环境的依赖程度，要高得多。

  所以，即使社会软硬件环境不理想，服务业也有一定的可能继续发展，甚至发展得不错；但在同样不理想的环境下，制造业却很难发展，至少不会大规模成功发展。

  什么更多地雇用劳动力，推动技术更快进步，拉动上下游产业链等等，这些不重要，或者说服务业也能做到。

  珠三角的制造业和高速公路密度示意图，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地区，基础设施也不会差

  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才有机会真正理解，制造业对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的重要性。

  好了，上面说了一大堆制造业的好处，也提到了，只有社会环境和条件好，制造业才能兴旺发达。

  实体经济或者说制造业，因为有很重的实物资产，所以和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都很多，在社会中更深地“扎根”。

  比如一次罢工、一次停电，甚至一次交通堵塞，都能让制造业企业蒙受巨大损失。

  所以制造业看着傻大黑粗，其实像花一样，是一个极其娇嫩的产业物种，环境差一点点都不行。

  所以，制造业发达的地区，其政府治理水平也必然高，否则你摆不平社会各种利益矛盾。

  既然如此，反过来，发展制造业，实际上也是倒逼政府提高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工具。

  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指标，会在方方面面反映出来——内外部安全性能条件更好、社会治安更好、基础设施更完善、政治制度更合理、国内市场更发达、税收水平更适当等等。

  几个制造业大国：中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日本，都是国家能力强、各种基础设施水平高、软硬件环境都明显领先的国家。

  反过来说，如果制造业整体陷入衰退，就值得警惕了。这也不是因为制造业本身，而是因为这种衰退表明了一个严重事实——这一个国家出了问题。

  过去几十年，中国主流舆论都是认为，制造业是苦活脏活累活，我们要产业升级，要加大服务业的比重。

  教科书告诉我们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超过70%，但不是说超过这个比重了，你就是发达经济体了。

  当年第一个“世界工厂”就是英国，英国崛起于工业革命，曾经“英国制造”就是高品质的产品的代名词。

  伦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，表面看这是好事，但也许并非是巧合，大英帝国同时也不可挽回地开始走下坡路。

  在英国人开始大玩金融的时候，美国人接过了制造业的接力棒，取代英国，成了世界超级工业强国。

  美国人干劲十足地修铁路、建钢厂、拉电网、制造汽车、打造商船队等等，美国工业的强劲发展势头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。

  这时，美国发生了和当年英国类似的事情，各种不利于制造业的社会变化越来越多。

  结果也是类似的，美国开始搞金融大发展，一路呼风唤雨，直到发展成今天的华尔街。

  美国曾经可是世界超级工业国家，但是今天呢，已经让出了第一工业国的位置，我们中国崛起了。

  虽然在经济总量上，中国还不如美国，但我们的工业产值已超越了美国。这种超越是意义重大和意味深长的。

  比如不再需要高质量的基础设施，公路为啥要修那么好呢，能开车就行了，又不跑物流；社会每个部分之间的连接，也不再那么紧密，整个国家荣辱与共的情感淡漠了；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脱节了。

  你可以开个赌场，你可以开发景点旅游，你可以发展房地产......这些都可以发展经济，都能够拉动GDP 。

  特斯拉来上海建工厂，当年规划、当年投资、当年开工、当年投产、当年交付，不到一年，车就造出来，能卖了，这就是上海政府的治理水平。

  当时国内就有一名学者说，这多大的事啊，派上海的领导班子过去，五年就解决了。

  制造业带来的基础设施的完善、行政效率的提高、民众的素质，都是宝贵的财富，有了这些，其他产业想发展起来，不就是一个引子的事吗？

  中国那么多自贸区，广西也有，你让马斯克去广西搞，广西说全力支持，看看他能不能当年就搞起来。

  这不是钱和政策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制造业锻炼出来的官僚和社会体系，潜移默化的综合行政能力和社会配套的问题。

  制造业不仅仅是一个产业，更重要的是能倒逼政府提高治理水平、促进社会完善基础设施、和提升营商环境。

  要想提高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，必须让这些公务员接触制造业，在扶持制造业中学会怎么发展经济、怎么服务企业。